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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分享】近现代大学校园保护方法刍议——以“北平四大高校”为例 [打印本页]

作者: jz641268 时间: 2018-3-22 18:09
标题: 【学术分享】近现代大学校园保护方法刍议——以“北平四大高校”为例
图/清华大学大礼堂和日晷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源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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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作为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拥有大量的教育遗产，教育遗产保护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积极的影响。民国著名的“北平四大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近现代大学的保护利用实践和研究表明，教育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局限于文化遗产领域，它对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经济的振兴都有深远的影响，尤其近现代大学校园因其与现行教育制度、教育机构、教育理念的直接联系，其保护利用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更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总第81期。

一、教育和教育遗产
2013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确定的4·18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是“教育遗产”（Heritage of Education），教育遗产概念的提出，是以“教育”为价值主题对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细分，从全球视野来看，教育遗产体现了“不同地缘文化语境下的多种表达”。古迹遗址日主题活动倡议指出“保护教育遗产不仅意味着保存文化价值，更是对教育作为人类生存基本目标之一的赞美”[1]。

谈到教育遗产，需先了解教育及其制度，因为教育先于教育遗产，教育遗产反映了国家、社会的教育制度，是教育发展历史的物质例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讲论“八福”，彼时并无建筑或学校作为讲学论道的特定场所，但这并不影响孔子被中国人遵为“万圣师表”，耶稣被基督徒奉为“基督”。可见，教育活动的发生和教育产生的效果并不依赖于是否有学校（机构）、校舍（建筑）；一棵树、一个开放的空间，都能成为教育的场所。（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即有“孟母三迁”的故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教师学生总是需要校舍遮风避雨以保证系统教学活动的进行；并且良好的校园环境对学生品格、修养、审美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承载教育功能的各类建筑、建筑群就被建造并发展成熟起来。各个地区、时代所建承载教育功能的建筑若得以保存或至少留有遗址，因其建造艺术、技术成就，或因与重要教育家、教育机构的联系，或印证教育史、教育制度之发展变迁，或承载国家、民族、社群的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价值而成为教育遗产。

二、中国的教育和教育遗产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不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认识到教育能够开启智识、培养人才，对民众有涵养德性、施礼教化之功。中国有史可考的明确建立教育机构可以上溯至尧、舜时代，到夏商周时期已开始设置学校，《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可见中国古代就已设有学校。学指太学，《易传》有“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说“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它乃是中国最高的学府。校、序、庠则是民间的小学，《孟子》说“校者教也”,又说“序者射也，庠者养也”，乃行乡射和饮酒礼对民众实施教化的地方。中国的官学涵盖从王城太学到各府、厅、州、县学等不同级别的官办学校，目的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尤其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之后各朝建立的官办教育主要是为培养、选拔公务员，所谓“学而优则仕”，实可视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学习内容也限于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儒学经典。私人办学可追溯到先秦诸子聚徒传授，到唐、五代之间，民间兴起研究学问的书院，宋初有所谓的“四大书院”[2]者。还有遍布村镇的民办教育机构—私塾，是官学未能覆盖区域教育机构的补充。这些私塾或以应试为目的，或是粗求文义，为农、工、商家所受[3]。

19世纪中叶西学渐兴，之前中西之间虽有断续的交往，但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零星而局部的。待清道光以降，洋人挟船坚炮利，借各不平等条约之势，清政府和传统士大夫不得不直面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尤其甲午中日之战（1894年）的惨败震醒国人，中国的教育迫于内外的压力也不得不实施改革。清政府中较为开明的官员如张之洞等人，一方面改革中国传统书院，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同时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总理衙门建议清政府建立以培养官方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1861年）、盛宣怀创立的北洋学堂（1895年）、南洋公学（1896年）和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等现代学校。

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内地自由传播，1860年《北京条约》保证传教士租赁与购买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利，在国旗和条约的保护下，来华传教士出于宣教的策略，兴建教会学校。如1864年成立的北京贝满女校，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内政外交双重影响下，1901年清廷颁布《兴学诏书》，要求“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可视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1912年清帝逊位，中国教育制度随之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目的从应对科举考试转变为社会培养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民国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以西方教育体系为主的包括从幼儿启蒙的蒙学堂、幼稚园，针对青少年“国民教育”的小学、中学，和成人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学院、大学等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4]。

考虑到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中国教育制度虽不免有部分传统的延续，但从本质上说，确实属于差异极大的两个体系，所对应不同时期的教育遗产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教育遗产包括古代太学的明堂辟雍、明清北京国子监、州府文庙、社学、贡院和书院建筑等。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教育建筑不仅承担教育的功能，更是兼有祭祀功能的礼制建筑，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而近现代教育遗产主要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专业的各类学校，基本不承担祭祀、宗教等其他功能。传统和现代教育的教学内容差别也很大，传统教育早期以“六艺”、“礼乐诗书”为主，唐至清朝都以学习儒家典籍为主；而现代教育学习外语、体育、自然科学、专业技能等课程，学校因此还需设有操场、体育馆、实验室、操作车间等。从保护利用的方式来看，保存的传统教育遗产多作为博物馆或古建筑群供人参观游览，很少继续承担教育功能；而近现代教育遗产则大量继续作为教育机构使用，它们所面临保护利用的现实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传统教育遗产和近现代教育遗产来说，其保护方法存在具体差异，应一一剖析、研究以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综上考虑，本文对教育遗产保护方法的研究时间范畴界定在“近现代”，聚焦中国近代以来采用“现代教育制度”的教育遗产的保护方法论。
图/“教育遗产”分类图示（制图：杭天易）

目前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教育遗产已达到69处，其中北京（11处）、湖南（8处）、浙江（7处）三省数量最多，居于全国前列[5]。已列入国保单位的近现代教育遗产以大学、学院为主，也包括少量中学和职业教育机构，如北京盛新中学与佑贞女中旧址、浙江省笕桥中央航校旧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育才学校旧址等；对于列入国保单位的教育遗产，其价值要点广泛涵盖了教育、外交、政治、革命等多方面。本文所探讨的近现代教育遗产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满足国家需要”[6]为己任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为研究对象，以北京四所近现代成立的大学（校园）作为研究实例，研究论述教育遗产“特有”的保护方法。
图/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教育遗产分布图（制图：李欣宇）

三、“北平四大高校”小史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四所大学是北京近代历史上最享有声誉的高等教育机构，所以有“北平四大名校”的提法。这四所大学建立的背景不同、发展不同，整体比较来看颇具有典型性及代表性，能直观地说明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变革对教育遗产价值研究和保护利用的影响。

这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北京大学，前身为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它是中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大学，成立之初行使双重职能，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可视为“国子监”的传承。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治校，在民国新文化运动开风气之先[7]。清华大学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使用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由外交部办学，1925年正式设立大学部，增设研究院（通称国学研究院）。梅贻琦主持校务期间，清华大学发展成为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与北京大学并誉为代表中国近代教育水平的“双子星座”[8]。燕京大学是1919年由四所美国基督教会联合成立的一所教会大学，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担任校长（校务长），1928年与美国哈佛大学成立“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而名噪国内外[9]。辅仁大学是由中国著名天主教徒英敛之、马相伯倡议建立，得到罗马天主教教廷支持于1925年在北京成立。它是天主教在华建立的两座大学之一（另一所为1903年成立的上海震旦公学），1928年陈垣出任校长，教务长则一直由天主教神父担任。至1946年为止，辅仁拥有研究所、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完整的教育体系[10]。这四所大学因其出众的教育质量、群星璀璨的教授、诸多优秀毕业生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而且这四所大学的校长们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在中国近代历史据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塑造了所服务的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这四所大学带来的变化是教会大学合并到其他高校，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办学方向发生根本性调整。

这四所大学都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大学红楼是第一批国保单位（1961年），未名湖燕园建筑（燕京大学旧址）、清华大学早期建筑是第五批国保单位（2001年），辅仁大学本部旧址是第七批国保单位（2013年）。北京大学红楼列入国保是因其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的场所”的革命、历史价值。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所高校，是因其作为教育机构在建筑及校园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而成为国保单位。目前，北京大学红楼归国家文物局管理，2002年于红楼一层设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其他楼层和房间作为办公。其他三所由教育部直属的大学进行使用管理，燕京大学校园由北京大学使用，辅仁大学校园由北京师范大学使用，只有清华大学和历史校园的联系延续至今，最为幸运。
图/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图/辅仁大学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图/未名湖燕园建筑  图片来自网络

图/清华大学二校门  图片来自网络

四、教育遗产价值评估

保护教育遗产是为保护它的遗产价值，那么教育遗产的价值是什么？笔者以为，应优先保护它（曾经）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价值。对于一所大学，它应如傅斯年先生（曾任北京大学代校长）所言“校长与教授仍然必须拿出他们为青年、为人类的服务心来，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一个学校，不能名副其实，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 [11]可见，大学最大的价值是要承担培养教育青年、进行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乃是立国强国之本。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观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阐明教师对大学的作用远远高于教育建筑。他还有另一著名“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由此可见，梅贻琦认为教师队伍建设和大学校风比建造校园建筑更为重要。但梅贻琦并非不重视校园物质建设，他聘任建筑师沈理源，建造了化学馆、电机馆、机械馆、航空馆、新体育馆等重要教育建筑和新南院教师宿舍。但对于大学发展，孰轻孰重，显而易见。教育家和教育理念是否应当算作教育遗产的一部分予以传承？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启示当代大学发展建设应在何处着力？若通过保护教育遗产（包括非物质的精神遗产）而使得著名教育家的思想传承、显扬，并对当今社会和教育界有所启示，正体现了教育遗产保护工作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图/清华大学化学馆、机械馆、电机馆、航空馆历史照片（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教育遗产价值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需要理解教育遗产价值和意义存在历时性（diachronic）、共时性(synchronic)的变化。以辅仁大学为例，在进行教学主楼建筑勘察时，留意到建筑入口台基转角部分的表面有被人工机械磨损和修补的痕迹。这个“谜团”在拿到辅仁大学历史照片时得以解开，原来是解放后去除转角石表面十字架和奠基题记所为。时任驻华宗座代表、枢机主教刚恒毅(Celso Constantini)特地主持教学主楼奠基的祝圣仪式，是因转角石(corner stone)在圣经中有多处经文隐喻“耶稣是教会的基石”[12]这一特殊涵意。这个案例说明了教育遗产价值因为涉及到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因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会产生对其价值的不同理解。随之而来更进一步的思考是，教育遗产价值是否存在超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普世价值？是否可能客观评价一个教育遗产的价值，例如教会大学、私立大学？不面对这个问题，教育遗产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评估就失去了评估的标准和体系，也会影响后继教育遗产价值保护的各项工作。随着社会发展，公众对不同机构创立的近现代大学及其重要教育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有了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是可喜的进步。因为教育遗产保护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后人可以真实、完整的了解教育历史；以史为鉴建立更为理想的教育制度和机构，发挥教育促进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
图/辅仁大学教学楼转角石现状照片(摄影：徐卉)

图/辅仁大学奠基仪式（资料来源：比利时鲁汶大学Thomas Coomans教授）

五、教育遗产价值载体

所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应能落实在遗产价值载体，因此遗产价值评估结论明确后就需梳理其价值载体。笔者试以燕京（北京）大学校园、清华大学校园为例，分析教育遗产价值载体应当包括哪些对象。从大学历史沿革研究可知，燕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校园）、清华大学都是在清朝皇家园林的基址上建造[13]，两座大学校园建筑师恰巧是同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两所大学因其不同的建校背景而采用不同的校园规划：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采取了中国传统合院式布局和大屋顶建筑以利于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14]；清华大学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则参考了美国长青藤学校的方院式布局及建筑风格。饶有趣味的校园风格比较，无声的述说了一段真实的校园发展历史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但这两座校园，都完美地处理校址内历史园林景观保护和学校新建设的需求，新旧区域相得益彰。说明了彼时大学对校园所处环境文脉的理解、尊重，反映了大学校园参与建设人员的人文素质。时至今日仍觉其校园规划理念之经典，并奠定了优美、雅致的校园格调。不仅引发校园歌手对母校的自豪和对大学时光的怀念，“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也令两所大学多次荣登中国乃至世界“最美大学校园”之列。
图/清中期北京西北郊园林水系图（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图/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采取了中国传统合院式布局和大屋顶建筑以利于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资料来源：北京大学）

图/燕京大学办公楼老照片（孙雪静供图）

图/燕京大学校园鸟瞰（资料来源：网络）

图/清华大学大礼堂区域（2006年,  摄影：杜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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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华大学工字厅区域历史园林(2006年，摄影：杜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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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所大学都已渡过百年校庆，校园也在不断的更新建造。每次校园规划建设都是在尊重、延续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每个时期的新建筑都铭刻在每一代学子的记忆中，如清华大学“老四大[15]”、“新四大”、北京大学百年讲堂（2000年）、清华新学堂（2011年）等。这说明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其各个历史时期的校园规划及其建设成果，甚至包括大学建造之前的历史环境，都承载其作为教育遗产的价值。近现代大学校园作为“完整”的人文环境应当包括空间格局、山形水系、古树名木、景观建筑及小品（如未名湖石舫、翻尾石鱼等）、教育建筑（图书馆、教室、礼堂、体育馆等）、附属建筑（如作为水塔的博雅塔）等在内的物质要素。它们都见证了大学发展历史，承载文化遗产价值。
图/未名湖、翻尾石鱼与博雅塔（摄影：张林）

此外，教育遗产还有其特殊之处。教育离不开教育家，一所大学的教育水平师资力量是决定因素之一（另一决定因素是学生素质）。大学校园居住过许多重量级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其故居不仅见证学者在大学服务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激励一代代学子前行的“灯塔”。如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在此诞生；照澜院1、2号居住过两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寅恪、赵元任先生；燕南园66号是吴文藻、冰心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期的故居，63号是解放后第一任北大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故居。因此，应当了解校园中教师住宅建筑群的建造历史及使用情况，梳理著名学者在居住期间取得的社会贡献，将其整体或部分建筑作为“名人旧居”列入教育遗产的价值载体，这也是对梅贻琦“从游论”教育理念的实践。

其次，近现代大学校园还有一类“特殊”的价值载体——“历史纪念物”。有的来自校友捐赠，有的是为纪念学校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近现代大学教育非常看重校友对社会的贡献，包括对母校的回馈，因此形成校友捐赠的校园文化传统。在清华大学建校之初各级毕业生就集体向母校捐赠纪念物，如设置在清华大学大草坪前的日晷，是1920级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礼物。日晷不仅是清华大学校园的标志性景观，底座刻有的中文、拉丁文“行胜于言”格言影响、塑造了清华学生的个性。在一教、二教广场默默伫立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是1929年清华国学院师生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所募捐修造。碑文为陈寅恪所生所撰，碑式为梁思成先生所设，集名家手笔，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和精神追求。这些纪念物反映了大学师生的精神品格，凸显时代特征，成为大学教育“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应当纳入教育遗产价值载体之中，才能更好地负担大学教育青年、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
图/燕南园是多位北大名教授旧居  图片来自网络

图/燕南园66号冰心与吴文藻先生旧居  图片来自网络

六、教育遗产保护与利用

自2001年第一批近现代大学[16]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因近现代大学校园继续作为教育机构使用，无不面临历史校园保护和学校建设发展的矛盾，如北京大学拆除镜春园50年代职工宿舍新建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拆除汽车楼建造清华新学堂等。近现代教育遗产的保护利用越来越引起高校、专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不断的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校园建筑面积，为师生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同时，世界一流大学都将悠久的办学历史、各具特色的教育理念、优美的历史校园环境视为各校“教育遗产”而倍加珍惜、引以为傲。因此，一方面不能否认保护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冲突矛盾；另一方面也应有相当的信心，通过实施教育遗产保护理念和因校制宜的保护策略及措施达到保护发展的平衡。
图/东北大学（资料来源于网络）

图/武汉大学（资料来源于网络）

对于承担繁重的教育任务、校园面积有限、又是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大学，当如何更好化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首先应当编制校园文物保护规划，系统研究大学的历史沿革、现状情况、发展诉求，在遗产价值评估和价值载体认定后，划定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明确学校管理利用文化遗产的要求和规定。文物保护规划给大学校园建设发展划出“红线”，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都有明确的边界；并且文保规划应作为校园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建筑单体设计的上位文件，让大学建设发展在文物保护规划制定的保护框架内进行。在划定“红线”的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因对教育遗产价值理解、认识的不同一定会持有不同观点。如北京大学三角地、清华大学西大饭厅，都曾是校园生活和师生记忆中的重要场所，但由于各种原因被清理或拆除，在师生心中留下遗憾。因此大学保护发展决策过程中，建议成立历史校园保护专家委员会并广泛征求师生意见，以达成对历史校园保护利用的共识，这是非常重要且不可缺少的环节。

图/清华大学文物保护对象认定分析图（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图/清华大学1948年校园总图（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图/清华大学1954年校园规划（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在制定教育遗产保护框架时，有些核心技术问题值得更深入的讨论。一般来说，大规模的校园新建设应尽可能避开历史校园，如1954年蒋南翔校长主持的清华大学第三次校园规划，确定了新的校园发展区域和空间轴线。它不仅奠定清华之后历次校园规划的基本方向，而且完全避开了历史校区，形成了今日“老清华、新清华”并存的校园格局（图24）[17]。对于没有太多发展建设用地的校园，如今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建设新的项目需优先考虑位于历史校园的边缘地带。新建筑的选址布局要考虑历史校园文脉，尽可能延续历史轴线、空间秩序及主次关系；建筑设计应将容积率、高度、外观、材料、样式等与历史校区的尺度、景观、风格进行协调。1952之后北京大学迁入燕园新建的第一教学楼就采用了与燕京大学风格一致的传统建筑样式，1998年落成的图书馆新馆也同样采取传统风格，保护延续了未名湖周边的校园历史风貌。清华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14年，1930、1991、2015年分别有三次增建、扩建，历次建设都达到了新建建筑与历史校区、历史建筑和谐并存的效果（下面一组图片展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变迁）。这些实例说明，合理的规划布局和优秀的建筑设计能够较好解决历史校区保护与新建设项目实施的问题。
图/清华图书馆（一期）老照片（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图/清华图书馆（二期）现状（摄影：张林）

图/清华图书馆（二期）建筑立面渲染图（杨廷宝绘，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图/左：图书馆1991年新馆（资料来源：清华大学）
右：2015年图书馆北楼效果图（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关肇邺工作室）

对于需要保护的历史校区和重要历史建筑，不应采取“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方法，放在展览橱窗静静欣赏。近现代大学校园更像是“活态遗产”，学校与师生之间的联系在不中断的情况下，教育遗产价值才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这是教育遗产非常突显的特点：不再有教育活动的校园，保存的仅是不再具有“灵魂”的教育“遗址”。历史校园继续承载大学师生日常教学活动，才能有效的将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积淀传递给青年学子。每所大学对于它的师生而言，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遗产，这正是教育遗产保护对个人、群体的人文关怀。那当如何“活态保护”近现代大学校园的遗产价值呢？历史校园应尽可能延续其原来校园规划的功能分区和建筑使用功能，这样才能避免对校园环境、空间、建筑造成太大改变。尤其对于校园建筑，应该有意识的保护其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的价值，避免因后期必要的使用功能调整、设备更新等需求损失其历史信息和遗产价值。文物/历史建筑的修缮方案应该兼顾到其遗产价值的保护和后继的活化利用，采取谨慎的态度、严谨的研究和精妙的措施，才能达到教育遗产保护利用的要求。
图/北大未名湖区，学生的休闲活动成为文物环境的组成部分。（摄影：孙秀丽）

遗产价值阐释展示对教育遗产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同等重要。事实上，多数人对所在大学的遗产价值了解并不充分，而这可能导致一些破坏历史校园和文物建筑的决策和行为发生。目前，对近现代大学校园的遗产价值阐释展示除了校史馆外，许多重要的教育建筑缺少在地的、系统的阐释展示，缺少对教育家及其教育理念与校园发展建设之间逻辑线索的说明。这点，辅仁大学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它是天主教所办大学，现在使用辅仁大学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其并无历史渊源，位置又远离师范大学主校区，辅仁校友会随着校友们逐渐老去难以发挥作用，辅仁大学几乎要隐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对于辅仁大学遗产价值阐释展示，文物保护规划提出了一些设想：与天主教在华建筑历史研究的国际学者建立联系，获得来源于天主教会的历史图纸和档案，了解辅仁大学教学楼设计者及其设计思想，补充关于建筑和花园的展示陈列内容。以同时担任过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为大学历史和遗产价值阐释的线索，规划一条联系辅仁大学校园、球场、恭王府（曾作为辅仁大学女院和神学院）、陈垣故居的游览路线，并配合专题的历史、文化讲座。建议恢复辅仁大学开放日的传统，每年固定日子对周边社区居民开放，承担一定的教育宣传的社会责任（图27、28、29、30）。利用寒暑假期间组织限定游客数量的校园游览，并配有专人讲解[18]。不过，目前这些设想还未能得以实施。（点击查看往期链接《【本期主题】“辅仁大学本部旧址”遗产价值阐释的尝试》）

图/上：辅仁大学建筑设计图纸
中：辅仁大学校园历史照片
下：辅仁大学学生宿舍历史照片
（资料来源：比利时鲁汶大学Thomas Coomans教授）

图/陈垣故居（摄影：徐卉）

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局限于文化遗产领域，它对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经济的振兴都有深远的影响，尤其近现代大学校园因其与现行教育制度、教育机构、教育理念的直接联系，其保护利用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更具有现实意义。期待通过加强近现代大学校园的保护实践，促进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让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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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苗日新/整理.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史[C].清华大学基建处，2007.
18.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辅仁大学本部旧址文物保护规划[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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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傲慢与偏见 时间: 2018-3-28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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